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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 23:33:01 | 查看: 5| 回复: 0
  :吕宏山,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家庭序列史的证伪式考察遮蔽了恩格斯的社会起源理论。事实上,恩格斯接受了古典人类学家用以说明社会形成的家庭—社会理论模型,且始终把社会如何构成的问题同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在古典人类学家对前社会状态构建方式的争论中,恩格斯最认同摩尔根的观点,因为一个没有规则的杂交状态能够最为有力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物的非永恒性;而以性关系为基础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血婚制家族——又将证实非资本主义的、“异质性”的社会的存在。因此,对恩格斯而言,杂交状态这个被人类学与古典学重新加工过的“自然状态”将依然被作为批判的武器来使用。恩格斯以原始群中劳动的集体性来论证人的社会性及社会形成的必然性,并把群生活、两性共有关系与从猿到人的转变三者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史阶段。恩格斯在据此反驳原始社会史学中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指明,即便是隐私性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KS005);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般项目(2019GJZL01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的学说常遭非议。通常的看法认为,恩格斯在此过于倚重摩尔根的观点,理论已经不得事实材料的检验。不过,翻检诸多学者的相关著述,多是实证性的检验研究,对理论本身和恩格斯如何批判地使用人类学家提供的论据却少有考察。事实上,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理论内含着对社会如何形成的理解。既然“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P198),那么,社会理应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因此,恩格斯对社会何以产生的思考值得我们更为细致地审视。
  因为杂交与血婚制家族在现实中没有实例,主要是通过推论得来,所以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家庭演进序列理论中最薄弱的一环。在国内学术界,这一理论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人类家庭与婚姻史的指导性思想。苏联学界则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的存在提出否定意见;到了80年代,谢苗诺夫等苏联学者的看法被引入国内,并引起激烈争议。
  对于相关争论,我们可以大致做一个概括。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对古典人类学赖以为基础的进化观、“残余”法,学界反思和批判的研究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对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摩尔根对亲属等级的分类和类别式亲属制构建的基本原则都基于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欧洲传统[2](P50-51),婚姻与家庭形式并不总是亲属制度的唯一决定因素,称谓还兼具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对长辈男子用同一称谓,这个称谓往往表示对方是一位要用尊敬父亲的态度去尊敬的人,绝不意味着他们都与“我”的母亲保持性交关系,是“我”的父亲①[4](P75-76)。其次是具体观点上的。第一,人类一开始便知晓“乱伦禁忌”,并力避近亲婚配[5]。第二,对有关共妻和婚前性自由的例证,有人认为它们不能用来证实杂交状态,因为这些例子或只见于记载,或仅见个例,不具有普遍性,对它们也可以做多种解释,如将其视为族外婚的残余。第三,血婚制家族禁止异辈婚,实行同辈兄弟姐妹间的婚配。实际上,在禁止母子之间和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交媾的前提下,具有血缘关系的异辈婚有很多实例。第四,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夏威夷人已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加之当时的传教士出于猎奇和固有的关于专偶制家庭的僵化心态,夸大了夏威夷人婚姻生活的混乱程度,这些信息无疑误导了摩尔根和恩格斯[6](P854,857)。第五,马来亚式亲属制度本身并不能证明血婚制家族的存在。按照摩尔根的推理,实行兄弟姊妹相互婚配的血婚制家族,其兄弟与丈夫、姐妹与妻子的称谓应该是同一的;然而在摩尔根自己给出的夏威夷人亲属表中,上述关系的称谓便是不同的,而且还存在婿媳、嫂弟妹等血婚制家族之后才出现的亲属称谓[7]。第六,马来亚式亲属制是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不同称谓简化为共同称谓的结果[8]。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个体家庭的长存性被“确认”之后,国内学术界对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的研究基本停滞了。随着摩尔根模式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权威地位的丧失,杂交与血婚制家族也失去了研究的必要性。然而,血婚制家族不仅是家庭形态的第一个阶段,也是社会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形式。关于它的理论包含着对社会如何起源的看法。事实上,以往那种对家庭史阶段的证伪式考察遮蔽了恩格斯对社会形成的理解。正如斯特恩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跟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引导,而不是根据恩格斯在书中对原始社会数据使用上的一些明显缺陷,并以此蔑视他的全部贡献,那么后来关于家庭的研究可能会大大受益。”[9]而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清理迫使我们思考,第一,摩尔根提出了怎样的社会形成理论?第二,恩格斯为何会以及如何接受摩尔根关于血婚制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的提法?第三,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他又将如何批判其他古典人类学家的社会起源理论?
  古典人类学家对社会起源的争论往往围绕着两个问题:第一,前社会形态的构建原则是什么?第二,人何以具备社会性?我们将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从摩尔根提出的家庭序列学说入手,检视他的社会形成理论。
  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从亲属制度入手,构建出一套家庭与婚姻制度的“推测史”(conjecturalhistory),并把亲属制分为两大类:类别式(classificatory)和说明式(descriptive)。两类亲属制的差异表现在描述亲属关系的词语的使用上:类别式亲属制把亲属分为若干种类,每一种类对应同一亲属称谓;说明式亲属制则使用基本亲属称谓或其组合来描述亲属关系。词语使用差异的根由是类别式亲属制把旁系并入直系,说明式亲属制则反映个体之间真实的血缘关系。正因为如此,摩尔根曾一度用人为的(artificial)或自然的(natural)亲属制来概括“类别—说明”两大类亲属制度,并称后者“不可避免地为所有民族所吸收,一旦它们试图使各自的称谓系统符合血统的本质所规定的最终标准”[2](P139)。从这一点出发,摩尔根也把人为的亲属制度视为非文明民族所特有的。这里便出现了“人为—自然”“类别—说明”“非文明—文明”的对立。
  那么,类别式亲属制是如何产生的呢?即便它是人为的,也有自然即生物的基础。这需要一个重新自然化的过程。为此,摩尔根提出一种“推测史”: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两种类别式亲属制因为简单,所以古老,其产生于实行集体的多偶婚姻;而雅利安式这种说明式亲属制则来自实行一夫一妻的单偶婚姻。这样,亲属制度上的价值判断便转变为一种基调为进步的历史。由此,摩尔根从解决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过渡到家庭与婚姻历史的推断上②。尽管类别式亲属制所处的历史阶段依然是非文明的,但此时它与文明阶段之间的对立弱化了,因为它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就其历史性而言同样是自然的、合理的。摩尔根据此指出,19世纪盛行的人类退化论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把雅利安与闪族人之外的人种都视为由正常状态堕落下来的种族,而事实上,雅利安和闪族“这些部落本身的远祖是野蛮人,其更远古的祖先是蒙昧人,因此,所谓‘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种族之间存在区别的说法乃系无稽之谈”[10](P590)。
  摩尔根断定,马来亚制是最简单、也最古老的亲属制度形式,其典型是夏威夷式和洛特马式亲属制。它最为核心的特征如下:第一,马来亚制只承认五种基本的血缘关系,即兄弟姊妹、父母、祖父母、子女和孙子女。第二,在同一亲等中,所有个人互为兄弟姊妹,没有血亲和姻亲的区别,旁系都被纳入直系之中。他设想马来亚制之所以没有血亲姻亲、直系旁系的区别,是因为它建立在亲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基础之上。摩尔根的推理逻辑如下:若己身为男,因为我称呼各支兄弟的子女都为我的子女,所以各支兄弟之妻也是我之妻;若己身为女,虽然我能区分出同胞和异母兄弟姊妹,但因为不分辨这种关系,我依然把我各支姊妹的子女视为我的子女,所以她们之夫也是我之夫,这些兄弟姊妹的子女依然为兄弟姊妹;因而在“一切承认存在兄弟姊妹关系的地方,每一个兄弟有多少亲姊妹和从姊妹,就有多少妻子,每一个姊妹有多少亲兄弟和从兄弟,就有多少丈夫”[10](P466)。这种禁止异辈间的交媾、实行平辈间的婚配即是血婚制家族。摩尔根相信血亲婚姻在逻辑上证明了杂交状况的存在,因为随着人们逐渐发现近亲婚配的严重后果,婚姻中的禁忌会日益增多,所以,没有限制、没有组织的性交是人类的最低水平,而血婚制家族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the first organized form of society)[10](P472)。在此,摩尔根的说明暗含着两个基本点:第一,马来亚亲属制稀少的称谓数量和概括性的语义表征着人们之间亲缘关系的简单性;第二,家庭关系规定着成员的相互义务,因而也就是社会关系。
  在《一个关于类别式亲属制起源的推测性解释》中,摩尔根对杂交状态,即前社会中的人类有更为细节的描述:那时的人除了禀赋的潜在能力之外,与没有语言的动物(mutes)几无区别,他只具备微弱的智力和更为薄弱的道德感,他提升的唯一希望在于猛烈的激情和新生的心智与道德力量的可改变性;他智力低下、行为粗鲁,只以采集果实为生,甚至还带有些动物的特点,他代表着人类最为低等的状态[11]。
  人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服从自然的规律,依赖激情等非理性的力量,首要任务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只具备些许道德,这个由摩尔根描述的杂交状态中的人的形象颇类似于卢梭的“野蛮人”。摩尔根称最初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活在以采食果实为生的群中,他们知母不知父,之后出于优生原则而设置婚配禁忌,并形成第一个社会组织——血婚制家族,这即是社会的起源。而从杂交状态到血婚制家族的设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契约论者关于自然状态到社会的观点并无二致。关于此,最为明显的一句话便是摩尔根写道:“这种家族(指血婚制家族)当是若干男子为了团体的共存并为保护其共同的妻子使其免遭社会暴力的侵害而组成的契约性组织。”[10](P585)在这段话中,摩尔根似乎暗示,为了避开暴力和获得群生活的权利,个体能力不足的男人也要公开自己的妻子。因此,血婚制家族的存在只依靠这个社会性的需要便能够得到充分论证;而优生原则仅是对杂交状态为何转变的解释。
  摩尔根的杂交理论没有得到达尔文的认可,两人的意见相左以更直接的方式凸显出前者在构想社会起源时的方法论基础。1871年6月9日,身处英国的摩尔根访问过达尔文。尽管在这场“最令人愉悦的会面中”,达尔文高度评价了《美国海狸及其行动》和《一个关于类别式亲属制起源的推测性解释》两部作品,并在写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时援引过它们,但他依然拒绝了关于杂交状态的假设[12](P210)。实际上,在同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达尔文称:“根据动物界普遍具有的强烈嫉妒感,根据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特别是根据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来类推,我无法相信在人类达到动物界现今等级的不久之前曾经盛行过绝对的乱交。”在列举了一些灵长类的性行为后,他继续写道:“我们知道所有雌性四足兽都是嫉妒的,它们许多都有特殊的武器同其竞争对手进行战斗,我们的确可以据此断言,在自然状况下,乱交是极端不可能的。”最后,达尔文总结道:“因此,回顾远古,且由人类现今的社会性习俗来判断,最合理的观点似乎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系以小群生活在一起,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如果男人是强者,就有几个妻子,于是他要嫉妒地防备所有其他男人来侵犯他的妻子们。或者,他还没有成为社会性动物,就像大猩猩那样,同几个妻子在一起生活……这样被赶跑的幼小雄者便到处漫游,如果最后能够找到一个伴侣,大概就可以防止在同一家族的范围内进行过于密切的近亲交配。”[13](P393-394)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除了对达尔文的否定表示遗憾之外,没有多言其他。特劳特曼的考证为我们理解两人的理论差异提供了线索。他指出,《一个关于类别式亲属制起源的推测性解释》中的“推测史”观念来自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达尔文的思想之间毫无关联[2](P174)。亚当·斯密在一篇名为《论语言的形成,以及初始语言与复合语言的不同特征》的文章中,为了考证语言的起源,设想了两个自幼远离人类社会的野蛮人,而这篇文章最初作为《道德情操论》1767年第三版的附录得以出版,斯密的朋友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给该书写的前言中把这种剥离社会的影响以求还原出最初人仅凭天生禀赋和欲望而生活时的状态的方法称为“推测史”:“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当我们无法确定人类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中到底是怎样行事的,也无法断定人类有可能是以怎样的方式向前演进时,我们不得不从人类秉性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出发,用主观臆测来替代事实。”③[17](P24)因此,摩尔根是以一种消除社会的规则即反社会的方式来构建杂交状态。
  由此再审视达尔文的观点,其与摩尔根的区别大致可归纳为:第一,前者认为动物与人天生具有嫉妒心理,而后者认定这是一种后发的、社会性的情感。第二,鹿鼎记 全文前者认定嫉妒使男人互相提防与争斗,弱者因失败而离群,由此避免近亲繁殖,后者则认为原始游团中的人彼此合作以求生存,婚配禁忌旨在避免近亲交媾的恶果。总之,两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嫉妒究竟是一种自然性抑或社会性的情感这个问题上。
  摩尔根与达尔文的观点差异表明了现代人类学在其诞生之时与政治哲学的亲缘关系。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社会进化论者都依赖达尔文。斯特恩认为,摩尔根一直是位积极的长老会信徒,且深受自己虔诚的妻子和好朋友麦基尔文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始终与其宗教信仰相对抗,他为此倍感困扰。他没有接受达尔文主义,以至于麦基尔文称《古代社会》是一本能够最有力地对抗达尔文主义者的伟大作品[18](P19-29)。怀特指责了斯特恩的观点,并为摩尔根的科学工作和达尔文主义者的身份辩护[19]。塞维斯则指出,摩尔根在《一个关于类别式亲属制起源的推测性解释》中体现的进化方案受惠于地质学和比较语言学,而非生物进化论,他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蒙昧—野蛮—文明”三段论来自贺拉斯和卢克莱修,他只认为进步发生在技术、思想和道德等几个有限的方面,从未接受达尔文主义者持有的全盘进化学说,且相信人与猿类没有亲缘关系[20]。塞维斯的观点得到了特劳特曼和摩西的支持。在1872年9月30日给斐孙的去信中,摩尔根谈到在《物种起源》发表时,他持抵抗态度,鹿鼎记 小说 在线只是经过长时期的亲属制度研究,才接受其中的人靠自己而非神意即能从最底层进步到现今状态的结论[12](P166)。显然,摩尔根在这里仅谈到他认同达尔文对神正论的否定与生物进化论对社会演进的确证。
  那么,摩尔根到底是如何提出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理论的呢?据特劳特曼考证,摩尔根在1865年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初稿中,并没有论述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也没有系统地表述家庭的“推测史”。显然,在提交《一个关于类别式亲属制起源的推测性解释》之前,摩尔根的思想发生过一次巨大转变。而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的1871年版中,他承认是麦基尔文基于夏威夷习俗对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2](P158-159)。作为摩尔根的亲密朋友,麦基尔文早在1864年便提出类别式亲属制可能指向杂交状态,并提到古典作家关于共妻的描写。在阅读过《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初稿后,麦基尔文注意到法官洛林·安德鲁斯和阿蒂默斯主教曾谈到过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亲属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意为亲密的伙伴,而它从前则指兄弟共妻或姐妹共夫。摩尔根认为,古典作家笔下实行杂交的民族可能处于伙婚制家族阶段,只是因为观察者是外来的且观察手段有限,所以才将其描述为如此[10](P586)。同时,乱伦大杂绘尽管他拒绝了麦基尔文用普那路亚来解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的提议,但却意识到普那路亚可以用来说明马来亚式的起源,因为该词的原意表征着一种兄弟姊妹之间更少婚配禁忌情况的存在[2](P163-164,168-169)[21]。总之,摩尔根关于杂交与血婚制家族观点的材料主要来自古代文献和夏威夷人的习俗。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那种弱化了的文明与非文明的对比和推测性历史的融合典型地体现在摩尔根关于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的论述中。一方面,他指出处于杂交与血婚制家族的蒙昧人道德感薄弱,特别是与已经实行专偶婚的雅利安族、闪族及乌拉***相比,其间的文明鸿沟巨大;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此时的蒙昧人同样发明了极为有效的马来亚式亲属制,乱伦大杂绘而他们“无疑是高尚而又纯洁地(在蒙昧人来说)生活在他们的具有法律力量的习俗之中。他们按照他们切实遵行的习惯生活,这与那些优秀的传教士恪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大概是同样合乎道德的”[10](P469)。显然,摩尔根的评述中包含着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同一发展阶段的制度的合理性阻止人们套用主体本位的道德水平对他者进行过度批判。既然摩尔根使用“推测史”的方法来排列家庭与婚姻史的材料,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何反对传教士对血婚过度“污名化”的描写。因为用社会性的因素解释社会组织的产生,等同于循环论证;同样,用现有的社会性道德评价一个“异质性”社会,其逻辑依然不成立。因此,摩尔根沿袭卢梭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头脑中还没有伴随定居农业而来的土地私有概念的“高贵蒙昧人”的形象。尽管摩尔根作为一位“美国的共和佬”和铁路投资人,不一定对工人阶级抱有很大的怜悯之情,但是,其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同情心使得“高贵蒙昧人”的形象一再跃然笔下。事实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摩尔根参加并领导的“大易洛魁社”便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他们“非常享受组织秘密聚会,在那里他们可以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可以呼叫着‘战争呐喊’,可以摆脱抑制,可以活得像个‘高贵的蒙昧人’,哪怕只有一晚”[22],而这份对易洛魁人的亲近最终转化为《古代社会》中对私有财产的卢梭式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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